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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红亮:中国知识分子对思想的责任|嘉宾新著先睹㉟

2019-11-10 17:47:10来源:袁庄信息门户网

文慧演讲厅是热点问题的学术解释平台,迄今已举办了139场会议,汇聚了280多名各界精英和学术领袖。2019年《贵宾先看新书》节选自2018年7月至2019年底贵宾出版的新书、序言和总编辑,称展示了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实力。该项目将于7月13日至12月份运行,每周2-3次。从7月到8月,共发表了22篇文章,13篇将于9月发表。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顾洪亮9月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负责任的中国》(文汇讲堂嘉宾,第48期和第96期)。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笔者从理论与历史、价值与方法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阐述,重点阐述了“责任意识”、“责任思想”和“责任中国”概念的界定与发展。

《负责任的中国》,顾洪亮,李颖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定价38元

[精选附言]

希伯来和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多年。2017年出版的《论责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是《论责任》的配套,重点关注责任话语在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世界中的发展。

这本书的题目是“负责任的中国”,表达了对负责任的中国、负责任的世界建设和负责任的自觉话语建设的理论关注。这种责任关怀与人们对现实世界中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对负责任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负责任学科建设的期待。在写作过程中,我有机会访问了一些学术机构,如美国的互联大学(universityofconnecticut)、法国的高等生态学院(econormalelesupérieuredelyon)和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of Higher Studies in human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收集数据。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儒学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相关职责的研究成果,交流了经验,受益匪浅。

-顾洪亮(2018年2月1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

顾洪亮2017年出版的《论责任》

[选定文本]

现代中国思想家在追求自由价值的同时追求“责任”。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追求自由。在追求自由价值的同时,一些现代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也追求另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责任”。责任的价值包括个人对民族国家复兴的责任和个人言行的责任。今天,“责任”的现代价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学者们所忽视。目前,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过分强调自由的价值观念,轻视责任的价值观念。事实上,自由价值的背后是责任的价值。自由和责任是一对相互面对和依赖的价值观。忽视这一点,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将进入误区。

责任概念应该纳入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现代中国思想与责任概念有着内在联系。一方面,现代中国思想作为一个谱系,由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概念组成,责任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有相应的前提和承担者,责任就是这样的前提。总之,责任不仅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世界的先决条件。现代中国责任观念的发展反映了某种“责任意识”。

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研究应该深入到意识形态预设的层面,揭示中国思想发展的内涵。

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有许多方法。思想研究往往渗透着清晰的问题意识。问题的多维发展揭示了思想历史演变的复杂性。因此,问题意识清晰的概念研究方法已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方向。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思想研究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从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向批判或补充现代概念研究。另一个趋势是使用经验方法来研究现代概念。另一个趋势是研究现代中国的概念谱系及其前提。在这方面,两本书的研究思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张汝伦的《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和高瑞荃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批判了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冲击反应模式,另一种是现代叙事模式。目前,人们很少用休克反应模式来看待中国现代思想,现代叙事仍时有出现。具体来说,现代叙事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现代思想家中寻找所谓的新思想或启蒙思想的萌芽”;二是“在中国思想家中寻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因素”;第三是“启蒙与救赎的双重变异”。在批判了这两种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模式后,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研究思想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制约中国人民的国家未来、历史、世界和社会理想等公共问题的意识形态预设”。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一书的研究目标是梳理现代精神传统。这种分类是通过分析现代概念的谱系来进行的。“进步的概念是现代性的前提和核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进步”已经成为其他现代概念的前提和前提如果概念研究的前两个趋势属于历史范畴,显示了当前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那么第三个趋势就具有哲学意义,特别是在追求具有普遍约束的核心概念及其预设方面。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评价这些研究趋势,而是通过实例和介绍从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中汲取方法论启示。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第三种趋势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方法论启示是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前提或前提。“预设”是“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和“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提到的一个常见概念。他们认为,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研究应该深入到思想预设的层面,深刻揭示中国思想发展的内涵。此外,它们对现代中国思想的预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在方法论上启发了我们。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领域,我们不仅要研究思想谱系,还要研究思想前提或前提。这种意识形态预设或前提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所共有的隐性假设或信念,是意识形态谱系的背景思想。那么,哪个或哪些观念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前提呢?

张汝伦的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与高瑞荃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从三个角度理解“以‘责任’为现代中国思想前提”的观点

根据作者的观察,现代中国思想或概念谱系中有一个概念可以作为思想的前提,那就是“责任”。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前提下理解“责任”,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如何理解“责任”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前提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它。

首先,是指心理前提。现代中国人对中国的命运和现代中国思想的世界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这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心理前提。

第二,是指理论前提。责任概念是构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谱系的理论前提。

第三,指人格前提。思想是一个人的思想。只有思想最终付诸实践,实践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建构,对于个人来说,最终将回归人格的建构。无论你如何树立现代人格,有一件事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人格的责任精神。他或她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国家、国家和人类负责。这种责任精神是责任和负责任人格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责任的人格构成了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人格前提。

*心理前提:危机担忧责任的前提

在现代,中国危机感的产生是以对群体或个人的责任感为前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会担心他或她和他或她的团队面临的危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危机感的增强会增强责任感。这两者相辅相成。可以看出,责任感是为这场危机而预设的。

面对危机,一些人更喜欢拯救国家,另一些人更喜欢开导。责任是连接二者的中介环节和思想平台。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以对中国的责任感探索中国的政治改革、革命和繁荣,从而积累了中国现代思想的谱系。许多知识分子经常引用顾严武的名言“每个人对世界的兴衰都有自己的责任”来表达这种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心理前提。我们视责任感为心理前提,事实上我们视责任感为背景。历史上,在现代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危机感和责任感。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国家危机。这种责任感通常是无法形容的,并作为背景。

*理论前提:责任概念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论前提

责任感不同于责任概念,责任概念属于心理层面,责任概念属于理论层面。一般来说,责任的概念是指人们对责任的看法和理论探讨,具有相对系统的话语体系和论证体系,包括对道德责任、法律责任、责任(良心或良心的一部分)等的系统观点。我们把责任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心理前提,同时也把责任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论前提。所谓责任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论前提,包括许多层面的含义。这里只有两个例子。首先,中国古代在责任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传统。例如,父亲的善良和儿子的孝顺,善良和孝顺分别成为父亲和孩子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这些古老的责任思想是引入现代思想和概念的基础。第二,责任也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现代概念。它是与其他现代价值观,如义务和权利、责任和自由的前提和互动。

*人格前提:士大夫作为“少数”对中国的兴衰负有责任

谁在中国现代思想建设中负有主要责任?现代中国危机意识中浮现的时代主题是“中国走向何方?”在这个时代主题的关怀下,探索中国的出路和方向是中国人的责任。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一责任,而另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些人大多是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意识形态领袖。丁文江在1923年称这些人为“少数民族”。梁启超在1915年明确指出,“少数”士大夫对中国的兴衰负有责任,“一个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士大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士大夫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丁文江还担心现代中国的未来和少数社会精英的责任缺失。丁文江呼吁少数社会精英承担起责任,做点什么。一种方法是承担政治责任。在张孙东看来,少数知识精英(知识分子)负责振兴思想文化。一些现代思想家如此重视“少数”士大夫的责任,这与儒家的责任理论传统不无关系。儒家文化中的责任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得到了延伸和体现:在危机面前,现代知识分子比普通平民被赋予更多的责任,拯救中国和发展现代思想的责任落在这些“少数人”身上。

我们将现代责任主体理论与古代儒家责任理论传统联系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是后者的翻版。现代责任主体理论表明,责任的含义在现代中国获得了新的含义:如果在古代中国责任更多地是指道德责任,那么现代中国的责任显然不能仅仅理解为道德责任,而是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界定。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法律概念,如民族国家的责任、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或义务)等。它也是一个具有技术内涵和制度内涵的道德概念,如岗位责任等责任。

梁启超和丁文江都把建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责任交给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责任主体。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张君劢严厉批评了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理由是他们对推动儒家精神的真空负有责任。

梁启超(左)和丁文江(右)

知识分子的特殊责任:负责任的思想和对思想的责任

如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健康的精神生活,那么合理的责任是必不可少的。责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负有责任,破坏儒家精神传统的学者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第二,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负责,还要对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负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知识分子是唯一一种能够表达自己观点并影响公众的人...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的舆论中心”。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太差或不负责任,那么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罗嘉伦指出,知识分子除了对民族国家负责之外,还有两个特殊的责任。一个是负责任的思考,这是一个动词,指的是思考和学习活动。“负责任”的含义包括:收集确凿的事实证据,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形成合理的意见。想法的形成和获得是一个负责任的过程。第二是对思想负责。这个“思想”是一个名词,它指的是经过负责任的思想后获得的概念结果。“负责任”意味着行动、传播思想、实践思想和扩展思想。有了思想和知识,我们需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它们,并改变现实。罗嘉伦以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为例来说明他们是如何负责任地推广科学真理的。他希望现代中国能够创造出类似的负责任的学科,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进程。

教育家、思想家罗家伦

如果我们不把现代中国思想看作是一个接近和模仿西方思想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现代中国经验和问题意识的过程,一个探索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在这一探索过程背后有一种支持力量,那就是对现代中国及其思想承担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背景前提之一。

以上从责任(心理前提)、责任观(理论前提)和责任人格(人格前提)方面对责任前提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有必要从多个视角和维度推进责任前提的研究。这种研究将从更基本的层面挖掘中国现代思想的“必然性”和“必然性”,呈现其与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继承和间歇关系。

[目录]

[作者简介]

顾洪亮,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他参观了以色列的贝勒大学(2003-2004年)、伊利诺伊大学(2007-2008年)和哈佛大学(2010-2011年)。他的主要作品有《实用主义误读》、《中国现代文明人格话语》、《儒家生活世界》、《实用主义儒学》、《论责任》、《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合著)等。

[社论]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思想理论案例的广泛收集和详细分析,作者对中国现代思想界的责任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思想分析。读完之后,人们不禁深深地意识到责任应该成为我们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个国家需要更大的凝聚力。企业需要有责任走得更远。社会需要责任来保持秩序。家庭需要责任来快乐。因此,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力发挥各自的作用,履行相应的责任。(颜渊路)

[消息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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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阵容]

第31本书的相关链接(请查阅第11、21和31篇文章1-10/11-20/21-30末尾的链接):

李宏图:争夺权力是上世纪欧洲进步的动力

启蒙如何伴随人类自我认知的成长

甘宋淳:为了领导中国的世界,梁漱溟是1931年乡村建设的贵宾。

郭启勇:看墨家的科学贡献和“走向大众”。客人的新作品见前32页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国发表杰出论文

蒋亦华: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存在?四种道德!|客人先看新作品34

栏目策划:李连

编辑:袁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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